我在香港当保姆16年临走时雇主塞红包回到老家打开一看愣住了我本沉默

“拿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”一直沉默的陈先生也开了口，语气不容置喙。

“妈，没事，我跟阿玲婶一起，她会照顾我的。”我嘴上安慰着，心里其实也像揣了只兔子，七上八下的。

“兰姨，这个你拿着，路上小心。千万别现在看，回家再看。”

当我回到家乡的老屋后，我打开了太太给的红包，我本以为是一笔丰厚的钱，可里面的东西却让我泪流满面

陈太太将一个厚实得有些过分的红色信封塞进我的手心，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纸张传来，烫得我心里一颤。我下意识地想推回去，嘴里说着“不用不用，这怎么行”，可她的手却异常坚定。

我的雇主姓。

就这样，我坐了很久的绿皮火车，又换了大巴，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深圳罗湖口岸。过关的时候，我紧紧攥着那张崭新的港澳通行证，手心全是汗。对面那个世界，对我来说，是全然陌生的。高楼密得像森林，把天空都切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、混杂着海水咸味和尾气的味道。到处都是我听不懂的粤语，人们说话又快又急，像吵架一样。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，那种巨大的孤独感，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。

“谢谢，先生、太太。”我最终还是告别这个待了16年的地方。

我叫李秀兰，一个从内陆小镇走出来的女人。去香港那年，我二十六岁，家里穷，弟弟要读书，父母身体又不好，除了自己有一膀子力气，再没什么能换钱的本事。同村有个远房亲戚早些年在香港做工，她说那边有钱人家里缺保姆，工钱高，只要肯吃苦，一年能顶得上在老家种好几年地。她问我去不去，我几乎没有犹豫，第二天就跟爹妈说了。我爹抽着旱烟，一晚上没说话。我娘则是一边给我收拾行李，一边掉眼泪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香港那么远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……”